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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28日、29日，斯德哥尔摩，中美两国举行了第三轮经贸会谈，双方将继续推动已暂停的美方对等关税24%部分以及中方反制措施如期展期90天。
7月30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京召开二十届四中全会，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年中这次政治局会议，往往被视作经济政策的重要风向标。这一次的基调很明确：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
从外部看，这个夏天似乎不再有4月头上那样的“疾风骤雨”，多轮经贸谈判带来了宝贵的窗口期。从内部看，积极的宏观政策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亦在见效，如政治局会议所言，主要经济指标“表现良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这样的时候，或许更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同时也能多考虑一点未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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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并不遥远。“十五五”规划已经在蓄力，距离“2035”也只有十年。政治局会议将“十五五”时期定位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五年的影响，显然将超越五年、甚至超越十年。
未来往何处去？对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全人类，这都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7月下旬，上海刚刚举办了又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被喻为“AI教父”的图灵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领衔，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专家和从业者云集此地，探讨AI与世界的未来。
人工智能无疑是未来的代名词。也可以说，得AI者得未来。上海要打造人工智能高地，这是讲了多年的愿景。
WAIC的展会，今年就规模空前，800多家企业与3000多种前沿展品，展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前景。
不过，真正的支柱产业，除了热闹，更要看根基深不深厚，看是不是在内在底层逻辑上体现趋势，还要看效能——能越快地应用、转化、成势，当然就更有竞争力。
人工智能还不只是一个产业。从科技革命的角度，它意味着许多根本性的创新和颠覆；从社会运行的角度，它意味着治理逻辑甚至“存在方式”的变革。其间自然有一系列问题，包括许多今天人类社会未必认识清晰，却可能左右着未来走向的问题。
在技术迅猛变革的语境下，人们对上海这个高地的期待，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引领潮流——它更要在全方位的治理中带头探索，并创造样板。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上海要在“力争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各方面走在前列，产生示范效应”。
这也就有了“AI三问”——数学之问、科学之问、模型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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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WAIC期间，“AI三问”被热议始终。这是一组颇具象征意味的问题：从最底层也最尖端的基础研究突破，到核心技术演进，到产业放量增势，再到治理普惠向善，看似简单的“三问”，其实指向了人工智能全链条各环节的核心。
从其出发，还能延伸出更多的“未来之问”。
比如科技创新。
7月初，上海市委召开十二届七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深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意见》。
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已有11年。新的时代语境下，上海要当“尖兵”。在最前沿领域率先探路、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带头突破、在新质生产力培育上作出样板，都是当仁不让的使命。
而要担起使命，势必需要一系列观念之变、行动之变。
“在起势之前落子布局，在定局之前抢先成势”。市委全会传递的突出信号之一，就是“讲效率”。全会上还有一句更直白的比喻——除了“醒得早”，还要“起得早”，还要“动得早”，而不能“醒得早，起得晚”。
何以“动得早”？金融促加速、政策促加速、监管促加速。每一条，都涉及复杂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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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词也被反复强调——“生态”。任何领域的“尖兵”都不是从天而降的，都必须来自一个厚实的基础，也就是创新生态、产业生态、企业生态。“有了一大批初创企业，才可能长出独角兽”，一样道理，有了健全的生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成果。
生态培育，需要足够的耐心，也需要足够的敏锐。
这个月，上海专门为“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推出了“沪九条”，包括挂牌打造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以及健全产业配套服务、开放内容创作场景、完善职业发展通道等一系列新政。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很多人有过议论。显然，上海着眼的是未来，是透过一个个具象的“创作者”主体，看到一座城市的开放、创新、包容和活力。
而要做成这件事，最要倚重的正是生态——通过合理布局，实现制度便利化、场景多元化、支持常态化，在一片丰沃土壤中，真正的“头部内容”“头部人才”自会脱颖而出。
做未来的事，当然要有未来的样子。思想再解放一点，边界多打破一点，未来的路就会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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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刚刚过去的7月，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未来之问”。
城市，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7月中，时隔十年再度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城市工作要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
告别了大规模增量扩张的时代，何以“存量提质增效”？显然，未来更考验定力，也更考验创造力。
定力围绕城市总体规划，很多方面，这都被明确为红线。红线不能改，新的机会从何而来？就看能否“妙手著文章”。
比如，既成的一些管理制度、工作手势，是不是随着新的变化而变一变，从而让那些或沉睡、或零碎的“存量”盘整优化、转化利用、焕发青春？
比如，不同区域间、部门间、条块间，以及各种要素资源、政策资源，是不是多一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而不是同质竞争、无谓内卷？
再比如，那些可能导向“大城市病”的风险隐患，能否通过种种现代的、智能的、具有未来感的方式予以发现、排除，乃至在此过程中锻造治理能力、构筑全新优势？
上海抛出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也抛给了上海。关于未来，答题的过程不容易，但必定精彩。
我们8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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